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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核武老人”魏世杰系列报道之三

心怀希望砥砺前行

编者按:

在国防科研基地,他是恪尽职守的科学家;埋身文学创作,他带着回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实而又动人的故事;他时时刻刻散发着正能量,在当下年轻一代的心里,成为不折不扣的精神偶像;在他自己看来,他不过是一个有点儿人生阅历的倒霉老头儿,但同时也是一名经过风雨洗礼的共产党员,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党性光辉。

日本大地震后,核辐射问题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特别是近在咫尺的中国,可以说是全民热议。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阴影还在,广岛之殇历历在目,福岛核电站摇摇欲坠,此一番朝鲜又出核试验消息,世人目光又聚焦在此。

因为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虽然已经退休,魏世杰也经常关注着核武器的发展。作为有着26年核武器研究经验的科学家,魏世杰对核武器有着自己的见解。“抢盐闹剧消退的依据是客观事实,朝鲜核试验是否对中国造成影响也应依据事实,这都要靠我们辩证地去看问题。”共产党人说真话才是为人民负责,才算有担当,魏世杰就是如此效行着当年的入党誓词。

落后分子一心苦学

在魏世杰的“毕业生在校表现及政治情况”介绍信中,他的母校中共即墨一中党支部对其作了如下评价:魏世杰在一般看来是个好学生,缺点是死读书,不问政治倾向严重,对党的号召表示暗淡,各种运动积极性较差,也没什么进步要求。”

对于曾是“落后分子”的评价,魏世杰也是能坦然面对的。

1964年,魏世杰在“高等学校毕业生鉴定表”中说明了情况:有跟党走的愿望和决心,有努力掌握科学知识、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雄心壮志,但对发生的许多事情困惑不解,缺乏对组织、集体、同志正确的认识,有孤独之感。

对于不断的“下厂下乡”,有些混乱的教育改革,以及家乡受灾、生活水平的下降,使魏世杰的思想产生许多疑问。从那时候起,在魏世杰的心里就萌发了求真的种子。

由于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中,以至于班里同学们组织起来,开他的批斗会,批他只“专”不“红”,而这些他都忍了过来。

1963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号召,全国铺天盖地地宣传雷锋的光辉事迹。雷锋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感染了魏世杰,激发了他参与的热情。

这种激昂的情绪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表现更为极致,在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阶级压迫活动中,魏世杰发挥了自己知识渊博、口才好的优势,演说颇有感染力,引起了组织和同学们的关注。

毕业分配前夕,魏世杰主动提出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魏世杰抵达青海。到达青海后,他并未马上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而是参加了当地如火如荼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动荡年代饱尝艰辛

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力量,走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更是经历了风霜洗礼,魏世杰就是其中的一员。谈起当年的往事,魏世杰依然沉默。“我无法去定义有些事情的错与对,我只能陈述客观事实。

1965年底,魏世杰正式投入科研工作。1966年6月15日,“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革伊始,魏世杰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一帮年轻人成立了“韶山战斗队”,魏世杰任队长,并撰写了许多批判文章。随着运动的发展,许多德高望重的老科技工作者被批斗、被迫害,眼前的现实开始让魏世杰陷入了深深的迷茫。“‘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就是要折腾知识分子?”魏世杰越想越不对劲儿。“那时的天感觉都是灰暗的,睁不开眼,睁开眼也不知该看些什么,就连随便卷起窗帘都要被怀疑是在传递信号。”在这样的梦魇中,魏世杰浑浑噩噩度过了几年光景。

1969年年底,因为科研基地发生了几起事故,基地所有人员都要接受调查,魏世杰被安置到附近一所闲置的军营里,接受审查。

适逢1970年元旦,审查管制相对宽松,有几名同事一起到附近山上去打鸽子。不料,有一人不小心掉到了山洞里。魏世杰闻讯后,立即上山施救。因为救人心切,魏世杰主动下到洞底,和先前下去的一位同事,将伤者拉了上来,马上送到医院救治。可惜的是,伤者因伤势过重死亡。

这个时侯,正是号召大家检举揭发的关键时候。一时间,不讲事实、不负责任地胡乱揭发此起彼伏,与死者一起上山的六人,再加上魏世杰,都成了审讯对象。“如果不去救人,我是什么责任都没有的,但是我觉得救人总是对的,结果虽然难以接受,但是都会过去的。”就是凭着这种信念,一番刑讯逼供后,魏世杰却始终没有承认“罪行”。最后,一桩意外身亡案被歪曲成蓄谋已久的谋杀案,魏世杰成为第三凶手,在监狱待了一年零二个月。“用一生最难熬的时期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生活中遇到的难关总会过去的,但是思想上的困境像没有出口的迷宫一样,连微弱的光都看不到。”被关押的事实仿佛是魏世杰犯了错,但如今看来倒更像是病态的社会造就了“莫须有”的罪名。

在被关押的时间里,魏世杰已记不清挨了多少次的审讯和批斗。每次让他写供词,他都写下“相信群众、相信党”几个字。在自传中,魏世杰这样写道,“我不认账,并不是我多么坚强,实际上,我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我只是不想说谎。”“不想说谎”是那个年代多么真诚并弥足珍贵的话语,幸而,也帮助他最终走出困境。匪夷所思的谋杀案最终被认定为冤假错案,魏世杰等人得以平反,恢复自由。

苦尽甘来重新启程

1972年12月,魏世杰到四川基地报到。此后几年是魏世杰搞科研最专心、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期。“经历了人世间的不堪,能相信的东西实在不多,科研工作能让我暂时逃避世事,我只能埋头苦干,找寻依旧能够相信的真理。”那段时间,魏世杰痛惜白白浪费的数年光阴,一头扎进工作中,心无旁骛,争分夺秒地去攻坚克难。由他主持的多个项目,都荣获大奖,他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工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让同事们都以魏世杰为学习的榜样和目标。组织上也有专人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吸纳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同事说我这个‘先进工作者’在工作上比党员更加出色,就应该加入共产党,带动更多的同事,更好地开展工作。”1979年,魏世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1年6月,魏世杰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成为党员之后,不论在科研工作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魏世杰继续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并先后获得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青岛市优秀共产党员、黄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离退休干部党员等荣誉称号。其后,以魏世杰先进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图书《共产党员魏世杰》正式出版。

经历再多苦难的日子,魏世杰也从没有过怨恨。“我认为我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选择了一种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的生命形式,这并不壮烈,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做到。”

高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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