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琅琊文化经先秦时期孕育，至秦汉正式形成，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又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即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兴盛期，隋，唐，宋，元的延续期，明，清的复兴期及近现代的发扬光大。

汉代，琅琊文化一经形成便放射出灿烂光彩。表现为琅琊地区浓厚学术氛围的形成。以家族为主的文化传承方士也开始发端，像琅邪伏氏，梁丘氏，诸葛氏，王氏，邴氏等家族的学术传统及文化风貌都基本形成。而随着西汉琅琊郡和东汉琅琊国的建立及境内较长时间的稳定，不但琅琊地区的综合实力得到提升，而且在两汉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三国，魏晋南北朝，国家虽时分时合，但处在社会纷争下的琅琊文化魅力依然不减。这一时期，不但琅邪人的从政，从军之风空前高涨，而且琅邪人在思维方式，处世态度方面也开始显示出他们自己的特点。诸葛亮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诸葛亮的综合性思维和深远的谋略，以及处事的谨慎态度，实与琅邪文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而西晋末年琅邪王氏族人的力劝司马睿南迁并由此而建立了东晋王朝，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更是琅邪人深谋远虑的集中体现。

隋，唐，宋，元时期，琅琊地区的行政区划虽屡有变迁，但琅邪文化的内在特质还是被延续着。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文化要素的继承，同时，琅邪文化的综合性特征也在与时俱进，并表现出对少数民族及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的兼容。继颜之推之后，唐代，琅邪颜氏家族的颜师古又以考定《五经》和注释《汉书》而为后儒所尊崇；颜真卿与颜杲卿则不但为人正直，节操坚劲，而且被称为“颜体”的颜真卿书法，更显示了琅邪人之多才。并成为大唐盛世气象的艺术象征。

由于北朝时期琅邪地区长期隶属少数民族政权之下，再加上佛教在这一地区的盛行，所以琅邪文化中也融进了不少佛教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而这一相融的成果到了唐代便明显表现出来。琅邪地区不少建于唐代的佛教寺院及石窟造像，便是最好的说明。宋代，随着统治者对文治教化的重视，琅邪文化的深厚积淀又结出了新硕果。像诸城张择端的绘画艺术等，都是这一时期琅邪文化所焕发出的流光溢彩。苏轼在离开密州后，也发出了“除却胶西不解歌”的感叹。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但琅邪文化的外向型特点却得以显现。例如境内的板桥镇（今属胶州市），便一度成为中国沿海运输和贸易的重要港口，北连京东，南达浙广，东通高丽，对琅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明，清是琅邪文化的复兴期。所谓“复兴”，一是学术氛围的空前浓厚。二是文化名人辈出。三是家族文化的兴盛与传承。近现代以迄当代是琅邪文化的发扬光大期。琅邪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与演变，不但至此仍为琅邪人所继承，而且其精神亦被发扬光大。其表现为：一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无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创建新中国的日子里，琅邪人一直都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并表现出极大的奉献精神。这不能不说是琅邪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精神的闪光。二是从政，从军传统的继承。从旧民主革命的早期实践者刘大同，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国民党改组派领袖王乐平，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路友于，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王翔千，李宇超，孟超，都可谓琅邪人得风气之先的代表。三是经济实力的提升。琅邪人既正直朴厚又聪明多智，既视野开阔又脚踏实地。这样的个性气质与群体性格，在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便如鱼得水。改革开放以来琅邪地区的经济实力之所以大幅度提升，应与此不无关系。

（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崇琛